理论漫谈丨童敏：怎样做处境化差异分析？
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the New Mexico Highlands University）的一名社会工作专业学者约瑟·稀思纳罗斯（Joese A. Sisneros），根据自己30多年服务于拉丁裔社区的实务经验，探索多元文化视角的助人服务逻辑。稀思纳罗斯发现，所谓多元文化视角就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作为服务的前提，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这种模式反对站在“中立”立场对人进行“客观”分析，认为传统问题解决模式所强调的“客观”分析只会加剧服务双方的对立，不仅让双方看到各自生活中不同的位置和经验，而且常常借助“客观事实”让强势一方的要求合理化，并迫使弱势一方做出让步，按照强势一方的要求进行改变。
因此，稀思纳罗斯在关注差异审视的多元文化视角基础上提出要引入注重权力关系考察的批判视角的观点。她认为，只有通过这两种观察视角的结合，我们才能在看到彼此间差异的同时，不掉入“谁都对”的相对主义陷阱中，找到特定社会历史处境中需要努力克服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这样，稀思纳罗斯把场景分析、差异分析和权力关系分析结合在一起，在特定场景中寻找多元化差异所呈现的权力关系，从中寻找可改变之处。在稀思纳罗斯看来，我们只有借助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的自我审视，才能发现多元权力关系中成长改变的路径。这种批判意识是我们对自己过往经验的考察，是一种向内审视的自我觉察。它要求我们反观自己的经验，并对其中过度强调一致或对立的经验保持警觉，以便从中看到隐藏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稀思纳罗斯认为，我们一旦缺乏这种批判反思的自觉意识，就无法在处境化的差异分析中看到自己所处的特定位置，当然也就无法在多元生活中找到自己成长改变的空间。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放弃习以为常的类型化思维方式——静态的总是关注“是什么”的分析思考方式，而要将人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并且通过批判反思这种经验自觉不断深入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找到其中成长改变的突破口。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处境化差异分析怎么做。
第一步，把生活中遭遇的问题与处境联系起来，使用处境状况提问，如“你是在什么处境下发现这个问题的”或者“你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的”等，避免“问题是什么”的类型化分析。
第二步，找出问题处境中的相关方，使用人际关联提问，如“这件事谁会在意”或者“这件事影响到谁”等，避免“关系好坏”的人际关系或人际沟通状况的提问。
第三步，寻找相关方的行动理由，使用循环动机提问，如“他（她）是看到你的什么表现采取这样的行动方式”或者“你觉得他（她）这样做是针对你什么方面的表现”等。避免直接询问“他（她）为什么这样做”，这种直接动机提问容易导致相互对立。
第四步，挖掘相关方行动的合理性，使用关键词的词语替换提问，用中性一点的词替换饱含情感的关键词，如“他（她）这样做让人感到不舒服”，用“不舒服”替代“恶心”，以减少个人情绪对事情判断的主观影响。
第五步，澄清自己的行动应对方式，使用行为取向提问，如“针对他人的要求你是怎样做的”或者“在问题困境中你是怎么做的”，避免“你自己怎么想的”这种认知取向的提问。
第六步，聚焦未来可改变的行动空间，使用成效反思提问，如“你觉得做什么情况可以更好一些”或者“你觉得怎样做成效会更好”，避免针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讨论，导致相互抱怨。
显然，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让问题处境化，第三步和第四步是明确处境中周围他人的位置，第五步和第六步则是确定处境中自己的位置。通过处境化差异分析的这六步，人们就能够在问题的特定处境中找到可以改变的成长空间。
这种处境化的差异分析不同于类型化的内容分析，不再针对问题的内容和特征进行静态的考察，从而导致“我”与“你”、“人”与“环境”的两极对立，而是通过对处境中应对行动及成效的动态考察，将人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拓展特定处境中人的成长改变空间，实现人与环境的协同发展，让多元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够成为我们自我成长的重要内涵。
针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们一旦丢失了处境化的分析，就会不自觉地忽视环境的变化和环境的模糊性，把环境视为固定不变的，对抗环境的变化，看不到弱势的社会处境中我们需要面对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挑战。同时，我们一旦放弃多元的差异视角，就认识不到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无法在彼此的矛盾冲突中找到相互协同的发展空间，弱势也就会变得更为弱势，强势变得更为强势。
因此，处境化差异分析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让环境成为我们应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们的自我拥有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二是让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转变成协同发展，使我们的自我能够从人与环境对立的束缚中跳出来，具有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驾驭能力。可以说，多元差异视角其实是在人与环境的对抗和适应之间寻找“第三条”成长改变的道路：在接纳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协同成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