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漫谈丨童敏：多元文化视角怎样理解问题解决过程？

用多元文化视角审视助人服务，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快速增加，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成为人们关注的主题之一。助人服务也一样，会遭遇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如助人服务提供者与受助对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受助对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针对这些助人服务中的文化差异，我们在应对中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采取“差异无视（difference blindness）”的态度，强调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另一种则采取“承认差异（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s）”的态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尽管在形式上这两种态度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它们对多元文化具有相同的观察视角，都把文化差异视为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种站在生活之外对现象的观察分析，只是“差异无视”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相同的方面，而“承认差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的方面。

显然，用多元文化视角审视助人服务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在助人服务中既能够保持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又能够尊重相互之间的差异。对此，多元文化视角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观察视角，不能从客观静态的角度考察文化，把文化差异视为客观存在的现象，而需要用主观动态的角度审视文化，把文化差异当作人理解现实生活的不同视角，且来自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既与我们的生命经历以及对社会处境和环境资源的意识有关，也与我们对问题的了解和问题解决能力相联系。相应地，我们遭遇的问题以及问题解决过程也就具有了意义价值解释的文化维度，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的生命经历不同，给出的问题解决答案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随着生命经历的丰富，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解决答案。

依据这种观察视角的转变，多元文化视角把传统助人服务的问题解决模式分为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部分：问题本身的分析（locus of concern）和问题相关人的分析（person engaged）。前者强调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把问题作为一件事情，注重事情本身如何处理；后者聚焦问题与谁相关、怎么协调，把问题放在社会处境中，关注利益相关方如何相互平衡发展。简单来说，多元文化视角把助人服务看作是“问题解决模式+利益相关方分析”，它要求我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始终关注利益相关方的想法，学会协调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一旦助人服务转变成“问题解决模式+利益相关方分析”，受助对象遇到的问题就不是从个人角度考察的心理方面的困扰，也不是从社会角度分析的环境方面的不足，而是有着成长改变意愿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阻碍，使人们的生活掌控感面临威胁，生活安排出现问题。这样，人际关系的考察就成为心理结构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的前提，它让心理干预和政策实践有了现实基础，不片面夸大心理干预和社会分析的作用。

因此，干预的策略也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不再以目标为导向，采取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而是以成效为导向，关注受助对象在问题面前自下而上的选择和改变能力。受助对象遭遇的问题也就需要切割成一个个小问题，在小问题的解决尝试中呈现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要求。只有这样，受助对象的成长改变才有现实的生活基础，人与环境才能协同发展、避免对立。因此，多元文化视角强调，每个人都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问题解决能力只有在自下而上的行动尝试中，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才能够减少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

有意思的是，多元文化视角发现，这种注重“问题解决模式+利益相关方分析”的助人服务逻辑只是关注受助对象成长改变经历中的横向关联，而人们同时还具有时间维度的纵向关联，通过记忆和想象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这样的纵向关联使受助对象的成长改变总是与生活经验的发掘以及未来希望的赋予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充满酸甜苦辣的生命探索过程，而问题和问题解决就是这种生命探索的主线，不断推动着人们的成长改变。

因此，针对问题和问题解决，我们不能站在生活经验之外“就事论事”，而需要与受助对象自身的成长经历联系起来，协助受助对象考察在自己之前的生活经历中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及尝试过的应对办法，以此为基础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多元文化视角认为，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忽视了受助对象的生活经验，会导致助人服务不仅无法让受助对象对自己更有信心，而且会加剧受助对象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怀疑。在多元文化视角看来，受助对象不是环境的被动适应者，而是有着生活经验和成长目标的主动参与者。如果从人的成长改变经历来看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能发现，对自己所处位置以及周围他人要求的考察是问题解决不可缺少的部分，否则即使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与周围他人之间的人际冲突也会加剧，要么出现新的人际冲突问题，要么成效无法维持，导致问题反弹。

也就是说，我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会遭遇周围他人的不同看法和要求，周围他人对问题和问题解决往往有自己的理解。这样，问题解决过程实际上是我们不同成长经验之间的对话和碰撞过程，具有了意义价值层面的诉求。因此，在多元文化视角看来，问题解决过程就是我们在特定问题处境中明确自己与周围他人不同，并且寻找和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这样的身份不仅自己认可，而且周围他人也认可。

这种身份认同的过程是我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对自己所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的应对方式的自觉过程，了解自己到底身处什么位置、与周围他人有什么不同以及自己如何根据周围他人的成长改变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可以说，这是我们在特定处境中对自身应对行动的伦理价值层面的考察，绝不是站在“专家”的立场上对自己或者周围他人所认同的伦理价值标准进行客观分析。

显然，这种问题解决处境中的身份自觉涉及人与人之间伦理价值差异的考察以及文化自觉能力的提升。它要求我们把对问题解决过程的考察从单一视角转变成多元视角，把我们自己与周围他人之间的相关对话交流也作为问题解决过程的组成部分，使问题解决过程具有个人成长经验重构、身份重构和文化价值重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