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漫谈丨童敏：助人服务要在生活处境中寻求人的成长改变
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与布鲁格曼所倡导的社会宏观视角的服务逻辑（👈点击可查看文章）是不同的。前者凭借的是观察分析，要求我们把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足部分找出来，只针对这些不足开展修补服务，像个人能力的缺乏、社会支持的不足以及亲子关系或者家庭结构的不平衡等，就是不足分析的典型例子。类似的还有生态和系统分析，也强调针对生活中失衡的部分进行调适。其服务逻辑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假设：个人只要具备良好的事务分析的理性，就能够找到修补生活中不足的办法。
这种注重科学分析的静态理性来自对个人价值的推崇，它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和尊严，只有树立起个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人们才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正因为如此，遭遇困难的受助对象常常表现为缺乏责任感，不是不敢面对问题、害怕承担责任，就是有意回避问题、无视自己的责任。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伦理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把个人的价值与环境的要求对立起来，强调通过理性分析能力的提升来增强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或掌控能力。
这种只关注修补生活中不足的问题解决方式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追求普遍化、标准化的“自上而下”的科学知识。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科学知识很容易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生活环境比较多样、变化比较大的“后现代社会”，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在“后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计划往往赶不上生活的实际变化，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常见现象：“专家”说的都对，但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对此，布鲁格曼提出“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思维方式：通过在地事务的参与来帮助我们提升在变化环境中的学习能力。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学习，它依据的不是与环境变化相脱节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价值和尊严，而是能够融入环境并且随环境一起变化的实践场景中的个人价值和尊严。
从指导到陪伴
小刘在社区的助人服务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服务结束时问及受助对象，他们最终做出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受助对象常常回答，是因为在与小刘的接触过程中体会到她真正为他们好，愿意为他们着想，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也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但是，小刘自己觉得并没有做什么，更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性。于是，她向机构的督导老张咨询为什么会这样。
老张告诉小刘，助人服务有两种：一种关注做事，用专业来树立威信，主张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就满足什么要求；另一种关注做人，用陪伴来柔化人心，强调关心人的疾苦，用心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想办法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减轻人的痛苦和困惑，做生活中能做的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常常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果我们用关注做事的方式，就很容易掉入“做得越多越无效、做得越多越迷茫”的陷阱。相反，如果我们采用关注做人的方式，用心去做好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就能让人们看到生活的改变，找回信心和努力的希望。
显然，老张所说的关注做人的服务不同于传统的问题解决式的关注做事的服务，它关注生活中哪里可改变、如何实现这样的生活改变，是一种在变化环境中寻求个人成长改变的服务。陪伴也就成为获取这种“自下而上”经验知识的关键，只有懂得陪伴，助人的社会工作者才能走进受助对象的生活，协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些可以改变的小事情，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实现生活的改变，并帮助他们找回自己改变的意愿和能力，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助者。
传统的问题解决式的关注做事的服务逻辑起源于西方17世纪的启蒙运动，它是为了满足人们经营经济生产的需要，是人们驾驭物质生产过程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自然地把环境视为物，也确实需要人们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但是，这样的理性分析方法一旦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就会遇到挑战，因为社会从来就不是由哪一类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立场和观点的差异。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差异更为明显。这样，尊重人的差异性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项基本诉求，这一诉求在快速变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变得更为突出。
因此，在个人理性自由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质疑声认为，这样的问题解决方式不仅无法走进“弱势者”的生活，了解他们生活处境中的真实改变需求，而且很容易以“科学”或“标准化”的名义无视他们的现实生活要求，导致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对立和抗拒。
宏观视角推崇的关注做人的服务则是顺应社会生活差异化要求而进行的尝试，它要求我们放弃以实现自己预定目标为唯一标准的过度突出个人理性的行动方式，学会处境化的分析方法，在处境中找到可以改变之处，让人们重新找回改变的意愿和能力，带动环境一起改变。这样的改变既无法由市场的发展来培育，也无法由政府的推动来实现，它恰恰需要借助关注做人的助人服务才能产生。这才是社会工作助人服务的价值所在，让我们通过生活的参与创造一种更有希望、更有意义的生活，找到心灵安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