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助人服务的直接影响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第二波（the second wave）女性主义，这一波女性主义要求从性别的角度审视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流派。这一理论流派不仅有自己的实务领域，如家庭暴力、强奸和卖淫等涉及性别歧视行为的处理，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考察人的成长改变规律的性别视角。
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工作学者丽娜·多米内利（Lena Dominelli）。她在进入高校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之前，一直热衷于英国社区服务和社会发展方面问题的探索，有非常丰富的社区服务经验。多米内利在服务实践中发现，尽管弗洛伊德心理取向的助人服务遭受很多批评，大家希望在助人服务中融入社会的元素，让助人服务能够直接面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但在实务中，个人心理层面的干预与社会结构的改变依然是割裂的，服务提供者要么侧重个人心理的改变，要么强调社会环境的调整。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缺乏将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整全视角。
为此，多米内利借用了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提出性别视角下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强调，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承担家庭照顾者的角色，照顾家人和安排好家庭生活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人际关系成为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多米内利指出，如果我们只关注环境的社会结构分析，像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那样只注重人对环境的掌控，就会不自觉地以“科学”的名义把女性这种注重在社会关系中体验自身价值的逻辑排斥在外。这种分析视角是运用男性单向“科学”观察视角的结果，不仅无视女性的独特生活经验，也缺乏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尊重和关怀。
多米内利并不是强调女性与男性不同或在女性生活与男性生活之间划清界限，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察觉到“客观”社会结构分析背后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树立一种特定社会处境的逻辑分析框架，在我们生活的特定社会处境中探索成长改变的路径，包括与谁相关联、相互之间是如何影响的等，让我们通过助人服务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行动者和掌控者。多米内利强调，只有放弃问题解决这种普遍一致的标准化指导，我们才能在特定的现实生活处境中看到自身改变的力量，找到推动自己生活改变的有效办法。
显然，女性主义所推崇的性别视角其实是要让我们看到，以往性别中立的社会结构分析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生活在人际关系中的，只是女性更关注在人际关系中发现自己的价值。性别视角要求在人际关系中考察人的成长改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建立一种相互关怀的生活，避免因为只强调个人能力提升而导致个人与周围他人特别是与照顾者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损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小李从事公益助人服务已经5年了，其间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就是如何找出人们成长改变的真实需求。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小李在实际服务中却发现很难厘清，这让他在做助人服务时没有了底气。
一开始从事助人服务时，小李也像大多数人一样寻找人们遇到的问题，围绕问题进行帮助和指导，他相信解决问题是人们的真实需求。但是他很快发现，人们即使知道是什么问题，也常常不愿意主动改变，并且等着别人给予。于是，小李转变了助人服务策略，开始关注人们有什么爱好和兴趣，从他们擅长的方面入手鼓励其尝试小的改变。这样的尝试让人们的主动性有了明显提高，也让小李看到每个人的确都是有能力的，但是小李担心，过分强调爱好和兴趣会给人们带来盲目乐观的假象，因为问题还是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小李为此感到很困惑，不知道在助人服务中应该怎么做，于是找到机构的督导老王。 老王告诉小李，如果我们只看一件东西，靠得越近它就越大，离得越远它就越小。解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一样，若只关注这个事件本身，不是夸大就是忽视。如果想要如实地理解它，就需要参照物，把它放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联中，从不同角度来看它，就比较客观了。所以，是不是真实需要，不能仅仅从人们自身角度来理解，还需要从相关的周围他人角度来考察。如果人们自己的想法与周围他人不一致，就需要处理这种差异，否则内心的需求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真实。
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更像一种观察角度，它让助人服务完全转变了方向，从问题解决这种普遍一致的规律探讨转向寻找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性化发展道路。社会处境和个人独特性的考察成为助人服务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不仅提出了女性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women-centered practice），倡导处境化、个性化的助人服务，而且对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这种以关系为本的助人服务原理进行了系统总结。